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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成東青，我是俞敏洪
去年，一部《中國合伙人》讓更多的中國年輕人認識了俞敏洪。很多人都以為電影中的成東青就是我。然而，我不是成東青，我是俞敏洪。我的故事是這樣的。
我是北大二流畢業生
在兩次高考失利后，我于1980年考入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其間患病休學一年，畢業后留校擔任北京大學英語老師。1991年9月，我從北京大學辭職，進入民辦教育領域，先后在北京市一些民辦學校從事教學與管理工作。
在《中國合伙人》中，成東青為了能追到法律系的第一美女蘇梅，先是爬上電線桿制造浪漫，而后在未名湖中劃船表白……回顧我的感情生活，卻要慘得多。在4年的大學生活中，我沒有談過戀愛。北大4年，沒有一個女孩子愛我。
很多人都認為我的記憶水平很好，能記住三四萬個英文單詞，能把《英漢雙解詞典》背下來，目前為止應該還有兩萬個左右的英語單詞在我頭腦中，但那是我跟時間搏斗的結果。我花了整整四年的時間堅韌不拔地背，墻上到處貼的都是單詞。
當你不夠聰明，你要做的就是如何用時間換取你的智慧和才能。有的時候，人與人之間是有差別的，別人在一個星期內能把一本書背完，你可能需要兩到三個星期。這里有記憶能力上的差別，也有智商的差別。
我背課文背得慢，但背得慢的好處是忘得也慢。到期末考試的時候，我的同學都要重新背課文，我就不用背，因為每篇課文我都能立馬背出來。在記憶學上有一個原則，速度與遺忘成正比。一篇課文你如果一天背出來了，一個星期后一定會忘記；但是你如果一個星期背出來，可能一年以后才會忘記。
但實際上，我在北大一直挺自卑的，從進北大到出北大的11年間，我一直生活在自卑里。但是自卑也有好處，在自卑中我學會了“察言觀色”的能力，自卑就要看人臉色，因為我不相信自己，總要揣摩別人是怎么想的，因此看到別人的眼神、動作，我就會琢磨他的心理狀態是什么。后來我發現，這個用在管理中非常有效，管理中就得揣摩員工想要什么，要揣摩與員工的關系怎么發展。
從北大畢業的時候，我的成績并不好。當時我期待離開北大，因為在北大從來沒好過，同學們從來沒有重視過我，也找不到對象。我填的工作志愿全都是北大以外的單位，但是最后我被北大留了下來。為什么呢？原來成績好的同學都去了外交部、中國日報社那樣的好單位。當時北大剛啟動公共英語培訓，從本來只有英語系的人要學英語擴展到全北大的每一個學生都要學英語。北大英語老師的缺口很大，結果我就被留下來了。
交一個總是打擊你的朋友，其實很重要
雖然我沒什么本領，但是我交到的朋友都是水平比我高的人，從這些朋友身上，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新東方的另三位創始人中，王強是我當時班上的班長和團支書，徐小平是我當時西方音樂史的老師，包凡一睡在我的上鋪。
我為什么與他們交朋友？
首先，這三位人品很好，這是前提。
其次，他們三位在某一領域都比我強。比如王強在很多方面天分都很高，模仿能力強，說中英文的水平極高，在北大廣播站當了四年站長。這些我都學不來。但我學到了他的讀書勁頭。
他在北大時把自己的生活費一分為二，一半用來買飯菜票，一半買書。就算他把飯菜票全都用光了，他也不會動用買書的錢。如果實在沒有飯菜票，他就借。我覺得這種精神值得我學習。我當時拿國家的助學金，每個月22元。我也把錢分為兩半，11元用來吃飯，11元用來買書。我不大懂得買書，所以當時就跟著王強，他買什么書我就跟著買，從此養成了買書讀書的習慣。
包凡一跟我一個宿舍，我從他身上學到了最重要的東西，完全是塑造我人格的東西。包凡一是極具自我批判精神的人。他的父親是浙江大學的中國古代文學教授，所以他的古文是非常好的。據他自己說，5歲就能把《離騷》背下來，8歲就能通讀《金瓶梅》。一個8歲通讀《金瓶梅》的人到了18歲一定就把人生看穿了，具有了自我批判精神。包凡一是一個能把自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缺陷全部暴露在你面前然后讓你審視的人，這需要極大的勇氣。(www.lz13.cn)但是全都擺出來后，他自己反而沒有心理負擔了。但問題是，我們這群人才剛剛成年，而他8歲就成年了，所以對我們來說心理上有不可承受之重。我們很想維護自己的面子，想讓別人說自己的好處和優點，但他能把你的缺點和心中的陰暗面全部揪出來，把你弄得沒有藏身之地，所以我們就極其痛苦，一痛苦就反擊，結果我們宿舍四年就一直在互相批評中度過。其實，身邊有值得交往的朋友可以開闊你的心胸，讓你更有見識，思想更有深度。
我曾是個蹩腳的詩人
我18歲上大學時，一開始是有很多心理不平衡的，因為自己的長相、家庭條件等跟同學差距比較大。但是我后來領悟了，在大學四年里慢慢地調整好了自己的心態。
當年，我們同學之間的攀比可能跟今天不太一樣。我們當時攀比的是誰讀的書多，誰在同學面前發表的觀點受重視，誰寫的詩多—因為當時寫詩也能吸引女生。但是我比較悲慘，從詩歌的總量來說我寫得很多，寫了600多首詩，但是沒有吸引到一個女孩子，也沒有發表過一首詩。
我們班當時有的同學很有才華，很會寫詩，還開了個人詩歌朗誦會，我也去聽，朗誦完了以后發現“嘩啦”一下，五六十個女孩子追著這些詩人們走，結果我就追著五六十個女孩子走……
我是個非常蹩腳的詩人，如果我當初寫詩成功了，也許就不會放棄文學了。但現在回想起來，當個蹩腳的詩人也有好的一面，為什么呢？因為終于發現自己不是那個料，所以才有了新東方的今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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